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结核病就与罗曼蒂克联系在一起了。在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嘲弄外省生活的讽刺剧《委屈求全》（一七七三）的第一幕第一场里，哈德卡索先生温和地责备哈德卡索太太过于宠爱汤尼·伦普金，即她与前夫所生的那个土里土气的儿子：

“哈太太：这能怪我吗？这可怜的孩子老是患着病，啥事都做不了。要他去上学，简直是要他的命。才有一点好转，就让他去学一两年拉丁语，谁知道会把他怎样？”

“哈先生：让他学拉丁语！真是活见鬼。不成，不成，他得去酿酒房和马厩，那才是他的学校。”

“哈太太：噢，我们可别对这个可怜的孩子说三道四，我相信他活不了多久。看见他脸色的人，谁都能看得出他得了痨病呢。”

“哈先生：当然啦，他长得太胖，兴许这就是症状之一吧。”

“哈太太：他有时还咳嗽。”

“哈先生：没错，他喝酒时呛了。”

“哈太太：我真替他的肺担心。”

“哈先生：我也担着心呐，因为他有时候像喇叭似的呼哧呼哧地瞎喊一气——［背景处传来汤尼的嚷嚷声］——瞧，他来了——倒真是一副痨病壳子的样儿。”

这些对话暗示，有关结核病的幻象是一个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因为哈德卡索太太身上不过汇集了她所向往的伦敦时髦世界的那些陈词滥调，而这个时髦世界正是哥尔德斯密斯剧作的拥护者。（哥尔德斯密斯曾学过医，并一度行医，对结核病，他还抱有其他一些成见。在《论教育》（一七五九）一文中，哥尔德斯密斯写道，少放盐和糖的清淡而又合乎时令的饮食能“纠正那些常见于父母是城里人的孩子们的容易引发痨病的习惯”。结核病在这里被看作一种必须被克服的习惯、癖好（如果不说是喜好的话）和弱点，而城里人被认为更容易染上它。）哥尔德斯密斯认定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已经广为传播——结核病似乎是一种反痛风病。（痛风病，是一种嘌呤代谢障碍引起的疾病，病人的血液和尿液中尿酸盐的浓度升高，在指（趾）等关节旁、耳轮、肾脏等处有尿酸盐结晶聚积或结石形成，常造成骨关节炎、关节畸形和肾脏损害，甚至引起肾功能衰竭。由于肉、蛋类食物中富含嘌呤，而过多的嘌呤又是引起痛风病的因素，因此，在十九世纪贵族色彩的文学想象中，使人形销骨立的结核病成了一种具有优雅贵族色彩的疾病（而哥尔德斯密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对结核病的诱因的解释却与此不同，他倾向于认为结核病与非清淡类饮食有关，是一种城里病），而痛风病则经常被认为是“吃得太多”的粗俗的资产阶级易患的疾病之一，这正如文学想象中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常见病——中风。这里仅举一例：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图瓦》中的主人公“图瓦老爹”就是一个后来突患中风的小店主，莫泊桑先是把他描绘成一个饕餮之徒，一个“臃肿、肥胖、红润、气急”的大胖子：“有这么一些异乎寻常的大胖子，死神在他们身上仿佛是在寻开心，它利用诡计、恶作剧和滑稽性的阴谋，使它的慢性的工作具有极强烈的戏剧性质。图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大胖子。这个混蛋的死神在别人身上是在白发、瘦削、皱纹之中，是在令人打着寒噤说‘好家伙，他变得多厉害！’的那种不断增长的衰弱之中显示出自己的威力；可对图瓦就不一样了，它好像从把他养得又肥又胖中间得到快乐，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奇人，给他抹上蓝的红的色彩，吹气球似的吹他，给他一种超人的健康的表象。”他的老婆却看出这是一个假象。莫泊桑写道：“果然出事了，图瓦中风，瘫痪了。”到他病情稍微好转时，“一想到红焖鸡块，图瓦的脸上泛起光彩”。莫泊桑那个时代，正是“消瘦、苍白”流行的时候，而且这被看作是一种贵族气质，尽管这同时又是贵族开始没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急欲以自己所剩的惟一的优势——文化修养、高雅趣味、高贵礼仪等等——来争夺资产阶级所忽视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领导权，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物质性优势，这样，越少显示物质性的东西，似乎就越能显示精神性，追求一种高度的贫瘠（消瘦、苍白），与资产阶级的富裕形成对比。哥尔德斯密斯时代的伦敦时髦世界（所谓时髦世界，就是贵族上流社会）显然是一个贬低痛风病和中风而抬举结核病的世界，它使结核病成了一种精神资本。——译者）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众多的史家在研究西方现代的“manhood”（男子气质）和“womanhood”（女人气质）意识的起源时，往往把时间追溯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认为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对“manhood”和“womanhood”的意识形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时期。例如艾伦·摩尔斯在《纨绔子：从布鲁梅尔到比尔波姆》（Ellen Mores，The Dandy：Brummell to Beerboh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一九六〇年）一书中，分析了“绅士形象”的形成，所谓“绅士”，在英国的摄政时代，是指一类冷淡的、高雅的、无所事事的人，具有植物性的静态特征，与当时具有动物性特征（野心勃勃、冲劲十足、到处奔波）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后者的贬抑。但到了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帝国越来越倚重工业家、商人和殖民者，“绅士形象”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更强调力度，而不是美感，或者说，开始把力度视为一种美，例如《简·爱》中简·爱评价罗切斯特的那句话：“你的严厉中有一种美。”——译者）

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卡米尔·圣桑一九一三年写道，“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殿下沿林阴道散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圣桑把艺术家肖邦与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夺魂妇人”（femme fatale）联系起来考虑，是有道理的，正是这位公主的诸多努力，才使痨病相流行开来。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我咳个不停！”二十四岁就香消玉殒的马利亚·巴什克采夫在一八八七年发表的一度广为传诵的遗作《日记》中写道，“但奇妙的是，它不仅没有使我变得难看，反倒给我增添了一种相称的柔美气质。”曾经作为贵族“夺魂妇人”和有抱负的年轻艺术家的时尚的东西，最终变成了普通人的时髦。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

以“浪漫的情感爆发”为人所知的众多文学态度与色情态度都源自结核病及其隐喻变体。在对结核病初始症状的风格化的描绘中，情感爆发变得浪漫（例如虚弱被转换成柔美），而实际的情感爆发则被压抑。柔弱的、气息很浅的年轻女子与苍白的、佝偻着身躯的年轻男子争先恐后，惟恐没染上这种（那时）几乎无药可治的、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的、非常可怕的疾病。“我年轻的时候，”泰奥菲尔·戈蒂埃写道，“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我难以接受任何体重超过九十九磅的人。”（请注意戈蒂埃说的是抒情诗人，他显然认可这一事实，即小说家非得用更粗糙、更笨重的材料构成不可。）（二十世纪的一些文学史家的研究，似乎重复了十九世纪关于诗歌与小说的一种流行的陈见，即诗歌是贵族的，而小说则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如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但在摄政时代（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英国，即浪漫派诗歌和时髦小说兴盛的时期，却存在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诗人们（指浪漫派）离开了城市，隐居到北部湖区，过着一种“自然”的生活，而留在城市里的“纨绔子弟”（dandies）则不仅创作时髦小说，还创造了后来被称为“英国绅士”的那种贵族气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反自然”的东西，强调人工性，把“自然”视为粗野之物。有意思的是，湖畔派诗人圈子主要是贵族出身的人，而伦敦俱乐部里的纨绔子弟则不仅有贵族，还有并非贵族出身的“高雅人物”。“高雅”是出入这些圈子的惟一通行证，因而连摄政王本人在这些圈子里也只能以服装设计师布鲁梅尔的一个崇拜者的身份出现。——译者）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有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提出，对结核病的浪漫化只不过是这种疾病的文学转化而已，而在该疾病四处肆虐的时代，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诚如今日之癌症。当然，十九世纪的人谁都知道结核病人呼出的气息有臭味（龚古尔兄弟描述他们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时，注意到“床上的腐肉发出的气味”）。不过，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对结核病的崇拜，并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歌剧作者的发明，而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态度，事实上，（年纪轻轻就）死于结核病的人被认为是具有浪漫气质的人。有人或许会提出，这种可怕疾病的现实情形与那些重要的新思想不相称，尤其是关于个性的新思想。然而，有关个性病的观点，是与结核病一道被提出来的，一起被提出的还有这种观点，即只有当人遭遇到死亡时，才会变得更敏感，此外，从围绕在结核病周围的那些意象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个性的现代观点的浮现，这种现代个性观点在二十世纪获得了一种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恋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变得“有趣”的一种方式——这正是“浪漫”一词最初的定义（史莱格尔在一七九八年《论希腊诗歌》一文中，把“趣味性”当作现代——即浪漫——诗歌的理想）。诺瓦利斯在一七九九年到一八〇〇年间所写的那些片断中，有一则云：“健康的理想，只是在科学上才令人感兴趣而已。”真正有趣的是疾病，“它是个性化的一个方面”。尼采在《权力意志》及其他一些著作中赋予这种观点——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胆也最暧昧的表述，尽管他几乎没有提到某种具体的疾病，但他关于个体羸弱和文化衰竭或颓废的那些著名论断，还是融入了众多有关结核病的陈词滥调，并扩充了这些陈词滥调。

浪漫主义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断言疾病能使人变得有个性，变得更有趣。“我看上去病了，”拜伦说，望着镜中的自己，“我宁愿死于痨病。”“为何这么说？”他的一位朋友于一八一〇年十月间到雅典拜访他时问道。（以上这行文字（“‘为何这么说？’他的一位朋友于一八一〇年十月间到雅典拜访他时，问道。”），桑塔格女士在本书翻译时来信临时作了校正，因而与一九九〇年英文版有别。原先的表述（见原书第三十一页第十七行到第十九行）如下：“他的同为结核病患者的朋友汤姆·摩尔于一八二八年二月间来帕特拉斯拜访他时，问他为何这么说。”桑塔格女士写作此文时大病初愈，难免出现零星的记忆错误。拜伦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就已病死于希腊军中。——译者）拜伦答曰：“因为女士们全都会说：‘看看可怜的拜伦吧，他弥留之际显得多有趣啊。’”也许浪漫派带给感受力的主要礼物不是残酷的美学以及疾病之美（如马里奥·普拉茨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暗示的那样），甚至不是对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种关于“有趣”的虚无而感伤的观点。

悲伤使人变得“有趣”。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这就是说，是无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中，那位焦虑不安的母亲从医生那儿确切地知道了奥克塔夫患的根本不是结核病，而是“他那种年龄和身份的年轻人常有的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忧郁”。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瑞士作家、结核病患者亨利·阿米尔一八五二年在其《秘密日记》中写道：

“灰云低垂，边缘处是稀薄的皱褶，远山上轻霭如缕；大自然失去了希望，落叶飘零四处，像是年轻一代在无法治愈的悲伤中潸然而下的失落的泪影……只有冷杉才生机勃勃、绿意盎然，在这充满全宇宙的结核病气氛中茕茕孑立。”

然而，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悲伤，或者，言下之意是，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染上结核病。在关于忧郁的古代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据四体液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四体液说”为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所创，他根据人的各种体液的多寡将人格分为四种：第一，胆汁质，有过多胆汁的人性急而易怒；第二，多血质，有过多血汁的人愉快而乐观；第三，粘液质，有过多粘液的人生性迟缓，缺乏感情；第四，忧郁症质，有过多黑胆汁的人生性消极，意气消沉。但古希腊的艺术家并不以忧郁为特征，把忧郁和艺术家挂上钩的是浪漫主义，认为黑胆汁过多的人，由于其忧郁的倾向，天生容易成为艺术家，而艺术家也天生是忧郁的。“四体液说”在现代产生了一些变体，如卡尔·荣格把人分为“内向型”（遇事退缩，对于批评异常敏感，情感表现含蓄）、“外向型”（反应迟钝，情感表现积极主动，对个人失败漠不关心）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双向型”；如德国的克勒契玛依据男子体型将男子从性格上分为“瘦身型”、“斗士型”及“肥胖型”，认为瘦身型和斗士型的男子多具有分裂性气质，孤独，自闭，不爱社交，不现实，而肥胖型的男子则具有循环性气质，亲切，现实，乐于社交和助人，爱好享受；再如美国的谢尔顿和斯蒂芬斯依据克勒契玛的三分法将人分类为“内脏性气质”（追求内脏之安适，故其人好吃，性情愉悦，善于解闷）、“身体性气质”（好动，好斗，故其人热心于比赛，多从事精力充沛的活动，有攻击性）和“大脑性气质”（善于用脑，故其人慎虑、自制，敏于思考）。当代关于基因的研究似乎以科学的方式部分证明了这种以前同样以科学的名义排斥掉的唯心主义假说，例如认为忧郁症与基因的某种特别的构成有关。——译者）忧郁人物——或结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尽管结核病可能使济慈和雪莱饱受折磨，但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把结核病与创造性联系起来的这种陈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批评家把文学艺术在当时的衰落归因于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然而，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结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在此之前，无论是旅行，还是隔离于疗养院，都还没有被当作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被认为有益于结核病人的康复：在十九世纪初，是意大利，随后是地中海或南太平洋上的那些岛屿；在二十世纪，则是高山和沙漠——所有这些风景名胜之地，依次被浪漫化了。济慈的医生建议他去罗马；肖邦则在西地中海的那些岛屿上试试运气；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选择了太平洋作为流落之地；D·H·劳伦斯则转遍了半个地球。（“具有一种奇特的讽刺意味的是，”斯蒂文森写道，“当我们患病时，我们被送去的那些地方，景色总是特别优美……我斗胆说，当患者接到放逐判决时，他并不感到特别难受，并不把生病这回事当作生命中最不走运的事件。”不过，正如斯蒂文森接下来所描绘的那样，对这种被迫放逐的体验，并不那么愉快。结核病人难以享受他的好运：“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魅力。”

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度出现了对结核病罗曼蒂克崇拜的某种程度的反击，但到这个世纪结束，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结核病仍保住了其罗曼蒂克的特征——作为一种优越品性的标志，作为一种适宜的柔弱的标志。它仍是奥尼尔《长夜漫漫路迢迢》中敏感的青年艺术家们的疾病。像《魔山》一样，一九二四年卡夫卡去世当年发表的书信集汇集了他对结核病的意义的思考。《魔山》中的冷嘲热讽大多是冲着汉斯·卡斯托普去的，他是一个古板的市民，却染上了作为艺术家专利的那种疾病——这是因为，曼的这部小说是他后来、当他对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有了自我意识后创作的，是对这种神话的评说。即便如此，该小说仍反映出了这种神话：那位市民的确是因患上了结核病才变得优雅起来的。死于结核病，那时仍然是神秘的，而且（常常）被认为是富于启示性的，直到西欧和北美实际上再不会有人死于结核病前，人们一直持这种看法。尽管因卫生条件改善，一九〇〇年后结核病的患病率开始急剧下降，但结核病患者的死亡率却依然居高不下；直到一九四四年发现链霉素和一九五二年采用异烟肼从而最终找到了恰当的治疗方法后，神话的力量才被解除。

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的现实怎么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被扭曲的对象，当然不是癌症——这是一种没有人想去加以美化的疾病（尽管作为一个隐喻，它也起到了十九世纪结核病曾起到过的一些作用）。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

与结核病相关的那些幻象，和与精神错乱相关的那些幻象，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疾病都要求隔离。患者被送到“疗养院”（这是一个通用词，对结核病人来说，意味着诊所，同时，它又是对疯人院的最常用的委婉说法）。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像结核病一样，精神错乱也是一种放逐。“心理旅程”这个隐喻，是与结核病相关的那种有关旅行的罗曼蒂克观念的延伸。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从他或她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并非偶然的是，对一种被认为于治疗有益处的极端心理体验——无论这种体验是因药物而起，还是因心理幻觉所致——最常使用的隐喻是“旅行”。

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落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么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